陈杰人

    10月2日，韩国当红女星崔真实被发现死于寓所，警方认定其自杀身亡。结合此前崔真实的遭遇和其言行来看，她的自杀主要源于失去好友安在焕和受有关高利贷谣言的精神折磨。此前的网上谣言称，崔真实曾向安在焕放高利贷，导致安的自杀，为此，崔真实饱受非议，无法工作，她向韩国网络警察报案后，曾多次流泪，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中新社引用韩国《朝鲜日报》的消息说，崔真实自杀事件发生后，韩国政府和执政党积极着手修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法律，该国计划从11月起扩大在门户网站进行网上留言前必须先通过身份验认的网站范围。

    笔者注意到，崔真实因网络谣言自杀事件所导致的韩国互联网政策调整，立即波及到了中国，有人因此重提网络实名制问题，主张中国也应加强互联网控制。

    应当承认，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当下，中国网络问题的确比较严重。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7月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其中宽带网民数2.14亿人也居全球第一，博客用户超过了一亿。让人瞩目的是，在过去一年当中，中国网民数量激增9100万人，这种增幅属世界罕见。正是在高速发展的趋势下，很多网络世界的漏洞和问题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大体而言，中国网络的问题目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虚假信息特别是谣言众多，网络暴力盛行，以人肉搜索为典型的网络侵犯私人信息和企业商业秘密现象严重，网络世界对著作权的侵犯严重，网络日益成为违法犯罪的主要隐秘途径，等等。由于网络的快速传播性和受众的众多，这些问题一经产生，往往能给权利人带来非常严重的侵权后果。

    从表面上看，这些问题的产生，似乎都和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有关。鉴于前者属于网络的基本属性，因此有人提出在网络实行实名制。在他们看来，正是网络的匿名性，让网民说起话来肆无忌惮，因此，就失去了责任感和后果意识。网络如果实行实名制，就能有效约束网民的言行，让大家不再以不负责任的态度随意发言，随意攻击他人，随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

    其实，上述认识是对网络不够了解的表现。在现行的网络技术条件下，一个人尽管可以匿名在网上发言和进行其他活动，但网络监督管理部门却能轻而易举查到发言者的真实身份。例如，某人匿名在任何网站留言或者发送邮件，监管机构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确定这个留言或信件于何时发自哪个地方的哪台电脑，顺藤摸瓜，即可找到发言人。对互联网监控的容易性，有人打过一个比方说，整个网络就像一个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而每一条网上信息，就像运输在高速公路上的货物，监管部门在这条“高速路”上所设的虚拟关卡，可以随时查到任何一件“货物”的真实情况和来历。前几年，北大和清华的学生食堂相继发生人为爆炸案，案发后，作案人在逃到福建后通过网吧发送了一封邮件谈及此次案件，立即被警方截获，并顺藤摸瓜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由此可见，对互联网暴力的弊端的监控，不在于是否实行实名制，而在于监管机关是否真正尽到了监管义务。而目前的情况恰恰是，有关执法机关对待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违法行为常常实行两种标准。比如，如果有人在现实中被人辱骂或暴力威胁，只要一报警，警察马上就会出面干预和处理，并依法处罚违法者；但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网络世界，比如有人在网上传播某人的谣言或者侮辱某人，即便受害人报警，警察通常也会把它当小事对待，一般不会去认真查实并处理。

    正是这种区别性执法，纵容了网络暴力和其他弊端的发展。在人们的观念中，网上暴力似乎还不能和现实暴力相提并论。执法机关的这种错误认识，使他们难以做到的对网络世界的违法行为严格执法，普通人的错误认识，则使他们误以为网络侵权没什么大不了，因此网上侵权现象泛滥成灾。

    而事实上，由于网络的普及、网民数量的大幅增长以及网络本身的光速传播，网络暴力的危害性，甚至要远远大于现实侵权的危害性。谣言和人肉搜索就是两个典型的现象。对于这些现象，其实法律都有完备的规定，关键在于执法机关是否真正重视网络问题，是否真正将网络和现实的侵权行为一视同仁来处理。如果做到了这一点，网络暴力和弊端，就会和现实生活中的弊端一样，被有效控制。

   另请关注：一个上市公司５亿元信用证诈骗案背后的隐情？http://chenjieren.blog.sohu.com/101098280.html

该案上百份申诉材料中透露出许多内幕

上市公司“开开实业”5亿元信用证诈骗案后或有惊天隐情

    两年前，上海上市公司开开实业（股票代码 600272）一起涉及5亿元人民币的国际信用证诈骗案惊动了业界和社会，尤其是该公司总经理张晨亲自操控骗局的内幕，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当时的主流媒体都对此案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报道。

    迄今为止，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对此案的终审结果是，认定原中国深圳彩电总公司（简称中深彩）代总经理张隆军在此案中犯信用证诈骗罪，以其从犯身份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是：2004年3月至12月间，原开开实业公司总经理张晨虚构来料加工业务，以开开公司向境外FALCON公司等购买衣料为名，通过银行向后者开具110单信用证，共计金额达6000多万美元。张隆军“隐瞒”FALCON公司实际并未提供衣料等货物的真相，“指使”中深彩公司员工“使用”伪造的船运提单等信用证附随单据，以FALCON公司名义将前述信用证贴现，扣除银行手续费后实得5939万多美元。尔后，这些钱又被转至中深彩等8家公司，造成开开公司方损失共6010万美元。

    从表面来看，此案似乎是不法分子张隆军违法诈骗开开实业公司巨额信用证款的犯罪案件，但是，从入狱以来，张隆军一直坚持喊冤，他认为自己完全是替罪羊，因为上海方面为了掩盖开开公司及有关人员的罪责，而将其打进大牢。从张隆军目前所提供的上百份申诉材料来看，该案的确有很多疑点，其中很多直指开开公司或上海司法机关。种种迹象表明，如果深挖该案内幕，很可能发现上海司法界和经济界多年以来相互浸淫的一个典型黑幕。

    根据国际贸易规则和有关法律规定，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常用的一种支付方式，简单地说，它是指为了确保贸易中的钱货安全，由买方向银行申请，由银行向卖方开具信用证，只有在买方收到货物或获得货物提货单后，银行根据这些相关单据，向卖方付款。如果卖方交付了货物并且单据符合规范，就有权向开具信用证的银行要求付款。这种方式有点类似于网上交易的“支付宝”，它能保证交易双方的安全。

    在实践中，有人利用信用证的规则，进行信用证诈骗，这种诈骗一旦得逞，通常所骗金额巨大，给社会和当事人造成极大损失。信用证诈骗行为包括几种典型的手法：伪造信用证诈骗银行款项、伪造附随的单据（如船运提单或者收货单等）配合真的信用证诈骗款项。有鉴于此，我国刑法第195条特别规定，将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等方法进行信用证诈骗活动的行为规定为信用证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张隆军正是被法院以“使用伪造的附随单据”骗取信用证款项，而被判刑。

    但自从入狱以来，张隆军一直坚称自己无罪，并控诉上海警方和法院的违法行为。他的控诉内容和有关证据大体包括如下方面：

    一、该案的真正内部，并不是张隆军实施信用证诈骗，而是开开实业公司主要负责人和管理层为了以虚假业绩欺骗股民和监管层，以骗取增发股票和筹集资金。

    具体事实是，法院所认定的虚开信用证，正是开开公司自己所为，该公司利用过去和境外FALCON等公司有真实贸易背景的便利，决定虚设新的衣料贸易，通过信用证“空转”来增加财务报表上的“业绩”和“利润”，以达到欺骗股民的目的。在本案所认定的110单假的信用证贸易中，最终使信用证贴现的附随单据，恰恰也是开开公司的工作人员伪造的。

    他认为，这一行为实际上体现了作为上市公司的开开实业不诚信的一面。

    张隆军说，开开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原来和陈良宇过从甚密，在此案案发后，有关部门为了替江开脱责任，首先是将具体参与此次造假行为的开开公司总经理张晨控制，但此后，公安机关一方面将张晨的护照退给公司负责人，另一方面，让张晨在公安机关手中莫名其妙地失踪，并随后持那本退还的护照出逃至美国至今。

    由于张晨的出逃，此案的真相就无人能说清楚，这样就能成功保护公司负责人。

     二、本案说是信用证诈骗案，但实际上，那些信用证的贴现款绝大部分都回流到了开开公司。但司法机关拒绝就此回流的详细情况查清。给张隆军加上莫须有的罪。

    三、在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查获并扣押了一份对张隆军最有利的、足以证明其无罪的证据，即张晨给张隆军出具的保证函，这份函件能证明张隆军根本不知道那些信用证是虚假贸易背景。但在审判过程中，警方和检察院都将这份证据隐匿，张隆军向法院申请调集，法院也再三推辞，到最后都没有调集。

    四、上海警方的办案，还发生了警察公然伪造书面证据的行为，警察伪造签名，制造了对张隆军极为不利的所谓证据来证明其有罪。这些伪造的材料现在证据确凿，有材料在案。

    五、一个对案件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证人叫沈锋，该人一共在上海警方作出过三份供词，前两份都不能找到对张隆军不利的说法，第三份则明显看出对张隆军不利，即沈锋供认张隆军曾指使他伪造附随单据（如果的确指使造假，则能很大程度证明张的违法，如果没有指使，则基本上可排除张的违法）。但是，沈锋此后又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词，证明只有自己的第一份证言最可靠，而第三份是在警察的误导和胁迫下形成的。辩护律师强烈要求法院通知沈锋到庭作证，但被法院拒绝。

    六、本案是重罪案，但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决居然没有判处主犯，也没有认定主犯，而只是单单判处一名从犯，这在司法史上非常罕见，让人强烈感觉到这是欲让张隆军替罪。

　　　七、信用证诈骗罪以诈骗金额数量为重要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整个案件的判决，都没认定张隆军到底诈骗了多少钱。这种语焉不详的判词，让人感觉这种判决很勉强，有欲加之罪的感觉。

    综上所述，张隆军的被判有罪，很有可能是冤案。其中所暴露出的上海司法机关的违法办案、违法审判、刻意制造冤案的问题可能性，值得调查和深究。

    该案的意义在于，一是该案作为一个涉及上市公司数亿元资产的重大案件，公众有权知道真相，作为上市公司的这种新闻，可以成为主流财经媒体和公共媒体的新闻；

    二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张隆军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下冤狱，司法机关在审判过程中不是认真排除疑点，而是与警方及检方保持高度一致，不全面收集证据，用强行判罪的方式将一个企业家判重罪，企业家尚且被如此对待，普通公民的生死和自由在上海的遭遇可想而知；

    三是此案背后严重的实体违法和程序违法，尤其是警察伪造重要证据这种足以被确证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上海司法机关可能存在的黑暗。张隆军申诉材料中提到，那位姓余的造假警察曾对不服气的张隆军威胁说：“在现行体制下，特别是在上海，我们定你什么罪，检察院就会起诉你什么罪，法院也判你什么罪，请律师是没有用的，律师怎么给你辩护，我现在就能背给你听，那只会是白花钱。到时候你看检察院和法院是信你的还是信我们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调查张隆军的案件背后的真相，不仅是为一个被冤枉的企业家负责的行动，更是以这样的典型案例来表现上海经济界和司法界相互浸淫的好素材。

    敬请各界关注。如有新闻界朋友欲采访此事者，请在本博客后留下联系方式。

陈杰人

    9月30日新华社报道，就三鹿事件中瞒报行为，石家庄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王建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了三点意见：

    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只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的、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去看待三鹿集团反映的问题；二是认识不到位，后果估计不足；三是对企业考虑信任支持的多，对支持信任后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不周，主观上认为三鹿为全国500强企业，是国家确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及职工、农户众多，支持企业、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是政府应尽的职责，结果客观上使企业不但没有认识纠正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给职工、奶农以及广大消费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特别是由于信息的迟报，贻误了上级机关处理问题的最佳时机，给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危害，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仔细体味这些表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王建国代表石家庄市政府的表态中，将“党和政府的形象”作为这次奶粉事件最严重的受害者，这就是我这篇文章要驳斥石家庄市的昏官逻辑。

    我们平时听惯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样的话，久而久之，以为这是全中国最重要的利益。但实际上，民众的生命安全才是最大的利益。

    石家庄市政府将党和政府的形象放在第一位，其实恰恰就是这次事件被恶化的重要原因。

    在该市政府获得三鹿集团上报的奶粉有毒的信息后，市政府不是迅速向上级报告，不是迅速责成三鹿公司召回奶粉，而是采取措施瞒报，并因此导致损害继续扩大。石家庄市政府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考虑到，如果公开事件有关信息，就会损害当地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当地党和政府的税收。因此，他们宁可瞒报，也要贻害普天之民，而不愿意损害当地党和政府的利益。

    如果石家庄市政府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那么，获得奶粉有害的信息之后，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小地方利益而牺牲全国民众的安全，他们就会像新西兰政府那样，在知道情况后迅速寻求补救措施，以减少损害。

    事实上，现在石家庄市政府发言人的这番表态，依然是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强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这些昏官看来，党和政府的形象是最重要的。按照这个逻辑下去，我敢肯定，如果下次石家庄再有什么事，依然会用此前处理三鹿的逻辑来对待公众安全。

    这样的昏官，我们要它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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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人

    美国东部时间2008年9月29日午后（北京时间30日凌晨），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28票对205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布什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挽救金融危机方案，这不仅让白宫大感失望，也让全球股市感受震荡。截至纽约时间9月29日15:05(北京时间9月30日3:05)为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幅下挫至10579点，跌564点，跌幅5%。亚太地区其他国家股市也大多跟着狂泄。

    众所周知，今年以来，以房利美和房贷美这两家美国最大的房屋抵押贷款公司陷入金融黑洞为标志，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百年未遇的危机。如果这场危机得不到有效和及时化解，将严重危及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为此，美国政府从上个月以来，启动了一系列救市方案，作为这些方案的最重要一步，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抛出了7000亿美元救市的大手笔方案。这份名为《紧急经济稳定法2008》的方案规定，将允许政府分阶段使用7000亿美元用于购买金融公司的资产，以帮助那些公司渡过危机。

    按理来说，这个方案一是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能有效化解美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二是在表决前由白宫和国会领导人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一致,应该能顺利通过。可就是这么一份“爱国”的方案，最终却被国会否决了。

    从国会表决结果来，反对者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这和平时表决时共和党员对共和党执政的白宫政策通常投赞成票的情形大不一样。为什么这么一份急迫的政策遭受了两个党派议员的反对呢？这背后其实有着强大的民意暗流，它是美国民主制度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方案本身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是由国家出面，动用7000亿美元的税金为华尔街投机商们的巨额坏帐买单，这和民主党人通常所代表的中下层民众利益有很大距离，同时也牵动着共和党议员的心，这些医院不愿意用纳税人的钱填补投资银行造成的巨额坏帐，而是希望政府仅仅为投机商们提供担保。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美国国会即将于11月进行的半数改选，在此关键时期，议员们为了谋求连任，就将照顾到普通选民的情绪和立场，而恰恰就是在普通选民中，人们不满意政府为资本大鳄们的投机行为买单。为了获得选民的好感，议员们在这时就只能以投反对票的形式，否决政府的方案，从而赢得选民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反对7000亿美元方案的228名议员，实际上就是替广大中下层选民投了反对票。

    让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在这次方案被否决后，白宫和美国财政部相继作出表态，除了对表决结果表示失望外，都表示要继续调整方案谋求再次表决获得通过。言谈中毫无对国会的怨恨情绪。

    设想一下，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由国务院抛出的一份金融方案，一则无论多大规模都不需要人大表决通过，二则即便作个样子交人大表决，也是履行个程序，因为中国的人大常委会不需要考虑选民的心理，不需要担心不被选上。在中国，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务院还是全国人大，其实都是一个主体，他们的声音都是一样的，都和党保持高度一致，惟独忘了问问13亿人民有什么意见。

    几年过去，我突然发现已经很难找到这篇文章，过去转载颇多的网站，都删除了这篇文章，连公益时报本身的网站也删除了它。好不容易在一个私人博客上找到了这篇旧作。

    现在把它贴出来，一来表示我对长沙目前文明程度的担忧，我认为文中提到的现象，现在依然存在；二来希望长沙有关官员和机构继续重视长沙的文明城市创建。

长沙的文明之痛

肖山

    9月5日长沙落榜“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来，长沙市长谭仲池一直在经受文明问题的煎熬。

　　在首届“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活动中，事前的志在必得和意外落选给市民们带来的心理反差，让这位以文化人著称的市长尴尬不已.
　　或许是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落选“文明城市”之后，长沙再次集中发力，欲夺全国“园林城市”称号。10月底，该市以高规格接待了来自建设部的国家园林城市考评专家组。来自长沙市政府办公厅的内部消息说，从10月30日专家组离开后，市政府领导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建设部的最终评选结果。

　　“这几年来，从硬件到软件，我们长沙市确实下了大力气，为的就是让长沙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从普通市民到市长，乃至省里的主要领导，都为长沙的‘出人头地’憋足了气。正因为这样，落选文明城市对我们的打击很大。现在看来，文明城市的创建，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工夫能完成的，很多事情还得慢慢来。”长沙市政府办公厅一位官员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意 外

　　2005年9月5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新华社公布了拟表彰的“全国文明城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的名单，此前志在必得的长沙市没有出现在名单之列。

　　任何一个有常识的长沙市民都明白，这意味着长沙市至少和本次“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彻底绝缘。回忆起长沙市领导得知落榜消息那一刻时的情景，市政府一位官员描述说：“大家的神态，就像当年中国申奥小组在结果发布现场得知落榜消息后的样子。”

　　正如市政府办公厅那位官员所言，为了争创“全国文明城市”，长沙市没少花工夫。从市政设施建设等硬件基础到软环境的提高，长沙市来了一场不折不扣的“全民动员”。光是2005年7月和8月，全市各级就为此召开过不下数百次专题会议。

　　“那一阵，我们居委会领导嘴巴里天天念叨的事情就是争创文明城市。”住在河西岳麓山脚下的市民周大爷告诉《公益时报》，“但从9月5日以后，就再也不见这些干部说文明城市的事情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是落选了。”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而言，不止是长沙市民在那一段时间感受到了落选的沮丧，包括广州、南京、杭州等在内，事前参与竞争“全国文明城市”的单位，所有的省会城市无一例外地全部落选。提起这一事实，中央文明委一位官员承认，“这的确有些意外。”

　　“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大的意外，这一方面说明这次评选动了真格，它不以城市的经济实力高低和大小作为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省会城市的软环境建设工作，已经出现了某些偏差，这才是值得警惕之处。”一位名为“天涯孤鸟”的网友在搜狐网留言道。

　　表里之间

　　按照中央文明委的安排，2005年“全国文明城市（区）”表彰经历了自愿申报、组织测评、择优推荐、媒体公示和最终揭晓等程序。此前，该委公布了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标准（试行）》。按照此标准，“全国文明城市”应当符合如下要求：

　　1、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创建工作机制健全；2、思想教育深入细致，道德建设扎实有效；3、创建活动蓬勃开展，人民群众广泛参与；4、党政机关廉洁高效，社会风气健康向上；5、科教文卫体稳步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6、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秩序井然；7、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生态环境优良；8、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

　　“看得出来，这一标准最看重的，不单纯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是城市基础建设的水平，而是一种内在的素质标准。”中央文明委的那位官员说。

　　正是这种内在的素质标准，让长沙市和其他一些省会城市落选“全国文明城市”。

　　去过长沙的人都知道，从外表上看去，现在的长沙已非10年之前的长沙能比——宽阔的马路、闪亮的灯光、如织的人流和车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加上越来越多的绿化带，长沙已经初具现代大都市的外在规模。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近5年来，长沙市为提高城市形象，在包括道路在内的市政建设等方面，已经投入数十亿元。芙蓉路、潇湘大道、长沙大道、湘江大道等城市主干道的建设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多数大城市。

　　“但问题是，比起硬件建设的速度，长沙的软环境上升太慢。”居住在湖南省政府二院里的一位赵姓官员认为，长沙官员的积弊和长沙市民的诸多陋习，是长沙文明素质低下的重要原因。

　　另一位市民的观点或许有些偏激，在他看来，长沙这几年来建设“所谓的娱乐大本营”，让“流传久远的湖湘文化丧失怠尽”，“低俗的文化思潮取代了盛极一时的传统文明，使长沙越来越俗气，越来越成为一个低级娱乐的场所。”

　　“无论如何，长沙的不文明现象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正是它落选全国文明城市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原因。”湖南省教育厅一位官员说。

　　细节

　　对于北京市某知名投资公司的业务经理李先生来说，最烦恼的差事之一，莫过于去长沙出差。

　　这位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的经济学硕士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因为业务关系，他几乎每月要去长沙出差，但每次出差，他“都能在长沙碰上烦心的事”。

　　首先是火车站的服务态度。从售票员的白眼，到车站广场地区小商贩的欺诈，再到车站值班员的呵斥，李先生每次到达或者离开长沙车站，就感觉“似乎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

　　同样是窗口行业，长沙出租车和长沙公交车的文明程度，也让李先生大跌眼镜。“拒载、绕路、价格欺诈、闯红灯，这对于长沙的出租车来说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李告诉记者，大约在今年8、9月间，长沙市对出租车进行价格调整，起步价从过去的8月调整到3元，因为来不及统一换计价表，有的司机用过去的表，但按照新价格计价。可在那一段时间里，李先生经常碰到的情形是，只要自己不吭声，司机就会指着老表，按过去的标准收取高价。

　　在搭乘公交车的时候，最让李头疼的莫过于司机和售票员的满口长沙方言。“我虽然是湖南人，但我的确听不懂那些含混不清的长沙方言。”

　　“方言问题可以说是长沙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湖南省教育厅那位官员告诉记者，不仅是公交系统的员工，甚至省、市一级政府的官员，多数都爱用长沙方言，这让很多外地来长办事的人非常苦恼。

　　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语言专家认为，相比普通话而言，“长沙方言的语调和某些音节，很容易让那些非长沙方言使用者听起来产生某些误会，这种误会就是感觉说话者不耐烦。”

　　让李先生感到不习惯的城市细节还有很多，电梯里、甚至是五星级宾馆的电梯里经常有人抽烟和随地吐痰，司机和行人普遍不爱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加塞、横穿马路、乱停乱放等不文明的交通行为随处可见。

　　提到吸烟现象，一个细节令记者印象深刻。在2005年9月初长沙市政府的某次高规则新闻发布会上，出席这次会议的长沙市委某副书记当着数十名中央和省、市媒体记者的面，在主席台上旁若无人地抽起了烟。看到这种现象，一位记者在台下嘀咕着：“领导带头违规，长沙哪会文明。”

　　嚼槟榔是长沙一个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消费习惯。在这里，槟榔被当作一种类似于烟的闲暇消费品。市民们有事没事就往嘴里塞一颗槟榔。李先生说：“让人难受的是对方一边嚼槟榔一边和你谈事，嚼完了随后一吐，因此长沙市街头路面随处可见那种黄黄的槟榔渣。”

　　“娱乐基地”的负面效应

　　湖南地区最为畅销的《潇湘晨报》记者谢先生说，大约从10年之前开始，以湖南卫视的改革和兴起为标志，长沙日渐成为全国亚洲地区有名的娱乐城。

　　“《玫瑰之约》、《快乐大本营》等节目的推出和打响，不仅让湖南卫视以娱乐为特色崛起于全国各大电视台，也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长沙的城市心态”，谢先生告诉《公益时报》，在湖南卫视的带动下，长沙的娱乐产业如日中天，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长沙的“演艺类歌厅”生意火爆，它不仅吸引了来自本省的观众，更在全国旅游界声名大噪。

　　直到2005年的“超级女生”现象发生，长沙市以电视娱乐带动的娱乐消费产业发展到了极至。“到长沙去，到长沙去！”这是北京某旅行社在街头小广告中发出的口号。

　　“长沙的娱乐产业发展到现在，从某种程度已经走形，它或深或浅地打下了色情的烙印。”为了验证中南大学一位伦理学研究专家的这个观点，记者曾于2005年8月亲自体验了一回长沙娱乐产业的劲爆程度和“颜色”。

　　在位于该市解放路的一家著名演艺厅，上千人围着一个中心舞台起着哄。舞台中央，不是人们常见的那种女士的比基尼，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士在扭动腰肢。伴随着主持人充满色情意味的调侃语，舞男在台下男男女女的哄笑和鼓动下，做着各种猥亵性动作。娱乐高潮处，一位30岁左右的女性观众登上舞台，当众将手伸进舞男那窄得已经不能再窄的三角裤内……

　　“这就是长沙！从某种程度上讲，缺少了娱乐和色情的长沙，就不再是现在的长沙！”那位伦理学教授愤慨地说，“长沙目前的泛娱乐化，不仅断送了悠远的湖湘文化传统，更使这里充满着一种乌烟瘴气。”

　　或许这位教授的话有些夸张和过激，但有关长沙娱乐定位的争论，在长沙的确持续了至少4年之久。

　　早在2001年，有湖南籍的人士即提出，长沙的娱乐化定位，从眼前利益来看，的确有助于提高长沙的知名度并吸引到更多的游客，但从长远来看，以媚俗化的手法来塑造一个现代都市的文化，却有杀鸡取卵之害。

　　这位人士试图以浙江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浙江的经济发展了，但传统的文化不仅没有丧失，反而在经济的支撑下更具浓郁色彩。浙江卫视的文化品位即为典型例证。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娱乐和其他产业一样，不过是经济的一种手段，娱乐的产业化，并不当然意味着一个城市的腐化和堕落。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应当怎么引导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

　　争执归争执，发展到今天，几乎很少有人会否认长沙的“娱乐”定位。值得探讨的是，在娱乐的心态和环境下，长沙是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创新，还是彻底抛弃传统重塑娱乐城，的确是个大问题。

　　余音

　　落选“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不仅让长沙市的领导层深感震惊和尴尬，也让很多过去习惯了娱乐着的长沙市民冷静思考。

　　该市出租车司机孙师傅告诉《公益时报》，尽管他来自常德市，但还是非常希望长沙能评上文明城市，毕竟，自己在这里生活已经很久，而长沙市的当选，在他看来不仅是长沙的荣誉，也是湖南的荣誉。

　　“不过，这次落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评上了才怪呢。”孙师傅话锋一转，“我希望长沙市的领导将这次落选当作动力，赶紧找到工作不足的地方。如果加紧努力，相信有一天总会评上。”

　　或许和孙师傅想到了一块，当下，长沙市又投入了精力，号召创建全国园林城市。10月29日，来自建设部的专家考评组对长沙市的数处优美景点进行了考察，其中包括岳麓书院和麓山景区，也包括咸嘉新村和湖南师大赫石坡园区等人居小区。

　　在这次考察中，专家组成员、建设部科技委委员朱建宁代表专家组分析了长沙的优势所在：“长沙要充分发挥独有的文化优势。”在这位专家看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长沙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比如爱晚亭，这个亭子怎么样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所表达的一种人文的理念。爱晚亭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亭子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

　　朱建宁的话，指点的也许不仅是长沙的园林建设工作，更是长沙的文明之路。　　

陈杰人 

    9月20日晚上，深圳市龙岗区一家长期无证经营的歌舞厅发生特大火灾，造成4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24小时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提名免去龙岗区政府副区长黄海广、区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蒋伟标和龙岗街道办事处主任黄勇等人的职务。

　　就在今天，还有消息说，四川剑阁县人事局长因为酒后扇老人耳光被免职，而河南漯河裴城镇镇长因为该镇政府强行向农民收取玉米杆砍伐费，也被免职。

    这些快速、高效的处置措施，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人们将此和最近发生在山西、河北等地的尾矿崩塌和奶粉害人等一系列恶性事故的处理结果相提并论，认为当前我国正藉此掀起一股官员问责风暴，这会加强官员的责任心。

    从纵向比较，深圳这次对龙岗区副区长等人的免职决定确实有了很大进步，要是在过去，一个地方死亡43人的事故，恐怕很难动得了这个级别的官员。这种追责时的级别提升，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但从制度的规范性来说，我还是要对这种以免职为主要形式的追责方式表达自己的担忧，因为，免职不是法定的处分，它没有法定的监察效力，以免职替代行政处分和其他法律处分，就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嫌疑。

    根据我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的规定，对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等几类，这些处分，分别对应不同的后果，比如撤职就会相应影响到被处分者的行政级别，影响到他未来几年内的提拔限制等，而开除的处分，则不仅让被处分人失去公务员身份和有关任何待遇，而且根据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他还会被终身禁止一些任职资格如再次担任公务员的资格、担任司法人员和律师的资格，等等。

    相对而言，免职仅仅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非法定临时处置措施。被免职者除了暂时失去职务外，他的其他权益不受影响，比如级别、待遇和后续任职限制等。

    在现实中，很多人因为不详细了解免职和行政处分的区别，常常误把免职当成了撤职，以为免职就是撤了他的职。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很多时候，由于人们的误解，免职甚至还容易成为一些单位为官员开脱的好方法。比如，在今年山东4·28特大火车相撞事故发生后，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和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免职审查；在今年贵州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7月4日决定“严肃追究干部责任”，并免去县委书记王勤和县长王海平的职务。但时至今日，上述两次所谓“严肃处理”，也就是免职而已，至今未见进一步的真正的处理。

    笔者甚至有理由怀疑，这种所谓严肃处理的免职措施，其实就是有关部门鉴于一时的群情激愤而不得已而为之，待民众怨气渐平，慢慢忘了那事，对干部的真正的处分和调查也就不了了之。而在对免职的一片叫好声中，民众和舆论也被蒙蔽了双眼，不再要求真正追究官员的责任。

    事实上，很多被免职的干部，常常在被免职之后不久，就被以完全不透明的方式，平级安排到其他单位担任要职，有的甚至还得到了重用。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2006年臭名昭著的重庆“彭水诗案”发生后，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因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被免职，但时隔2个月，此公马上就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对此，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递交议案说，要对相关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了事。

    鉴于上述理由和事例，对深圳这次免去龙岗区副区长职务的举措，我在表示欢迎的同时更想呼吁，有关追责措施，不能因为免职而终止。真正的追责，必须基于对事实的调查，依照公务员法、监察法和其他党纪国法的规定，先进行立案，再依法依纪办理。如果这些官员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就应当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同时，所有这些调查和处理措施，应当随时向社会公开进程，最终的结果，是该给有关人员何种处分就得给何种处分，该判刑的一定要判刑，绝对不能以免职代替撤职，更不能以免职代替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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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抽样数11，不合格数11，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每公斤2563毫克；
   

    2.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熊猫可宝牌婴幼儿配方奶粉，抽样数5，不合格数3，三聚氰胺最高含量每公斤619毫克；

父亲遗照

父亲十年祭

陈杰人

    今天，2008年9月15日，是我的父亲去世十周年的忌日，我倍加怀念可怜但坚强的父亲。他生前虽然是一位经济窘困的残疾人，却给了我辈自强不息、坚韧乐观的品格，让我受用终生。

    十年之前的中午时分，独臂父亲骑着自行车，从我老家的小镇湖南双峰县青树坪镇沿320国道往远在8公里之外的小山村家里赶。那一天是青树坪逢五、十赶集的日子，父亲是个抽烟人，为了省钱，他从集市上买一整条香烟，这比一包一包地买，每条可以省下2元钱，一个月下来，可以省下6~8元。

    事后我才得知，我父亲骑车行至离青树坪镇区大约800米的地段，也就是320国道1351公里+500米的地方，一辆从长沙开往邵东的依维柯牌中型客车——我至今记得那个车牌号：湘A15163——因为超速，从后面撞上我父亲的车驾，我父亲连人带车被撞飞到行进方向的左侧。在人落地的一瞬间，我父亲因为左臂缺失，无法在空中有效平衡身体并保护头部，他的头部重重地撞在路边的荧光水泥柱上。

    在场人后来告诉我，父亲被撞倒后，自己还能爬着坐起来，当时他身上能看出的外伤，就是踝关节部位撞得出血。肇事司机问他伤了哪里，父亲回答说“脚很痛”。

    事故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离事故现场大约30公里远的另一个乡镇的一个偏僻山村子里开会，我那时是那个镇的领导层成员，当天去那个村里就部分村民的要求开会协调问题。由于那时通讯不发达，村里没电话，我自己也没有移动电话，因此，在事故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我对事故一无所知。

    在事发后不久，父亲被路人送到了青树坪镇医院，尽管这是全县除县人民医院外最好的医院，但囿于简陋的医疗条件，医生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救助，只能让父亲干躺在急救床上。大约3小时后，我的一个在农村的弟弟闻讯赶到医院，但由于手头没一分钱，肇事者也没有掏一分钱，也只能是干坐在父亲身旁，眼看着父亲的状态恶化下去而束手无策。

    后来的检查表明，父亲的致命伤，就是头部在撞击水泥柱的时候，颅脑损伤并出血。在当时他还能说话的情况下，抢救者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通过CT扫描确定颅脑损伤部位和严重程度，然后根据情况止血或施行开颅术。一位资深脑神经外科医生告诉我，像我父亲那种情况，如果当时能说话，神志清醒，说明事故之初颅脑损伤不严重，完全可以通过有效抢救手段保命并不致严重后遗症。

    可是，这一切都只能是事后的假设。在青树坪医院的急救床上，看着我父亲慢慢由清醒变为昏迷，看着他的伤情慢慢恶化，肇事者的心态是“活着不如死了，因为活着可能要花更多医药费”，我弟弟作为一个穷农民，则只有傻坐的份，他期间去问过医生，要不要转院，据说医生的答复是转院需要花钱，至少救护车的钱就要好几百块——这可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2个月的工资或者一个农民半年的收入。

    直到下午6点左右，我从村里开完会回到镇机关，才得知父亲遭遇不测的消息并火急赶到青树坪医院。但在医院里，我只看到了深度昏迷的父亲，他躺在床上不断抽搐着，对我的任何呼唤都听而不闻。而此时，肇事者早就不见了任何踪影。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父亲被迅速转到了县人民医院。但在那里，一个让我终生无法忘记的事件发生了——面对我的苦苦哀求，值班大夫懒得动一动，很显然，他不愿意那么快地开出CT扫描单，而根据医学常识，要救命，首要的事情就是CT扫描确定病灶。

    在周围病友的暗示和提醒下，我意识到必须得先给医生表示点什么。可由于当时我走得急，一分钱都没带在身上。于是，我想尽办法借来一张50元的钞票，把它揣到那位值班的姓胡的医生手里，他才给父亲开出了立即进行CT扫描的请求单。

    但这时一切都太晚了。在县人民医院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当父亲被送到CT台上近半小时后，我们兄弟就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从这里走向了天国。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悲愤和无奈。悲愤于车祸的无情、肇事者的残忍和父亲的命运多舛，无奈于医生道德的沦丧和自己的无能。

    父亲去世那年，他刚满64岁没多久，那一次，我因为在外工作，都没能陪伴他。妈妈告诉我，他最后一个生日，因为家里穷，连肉都没吃上。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设想，如果我家不那么穷，父亲就不至于要为了每个月省6块钱而去赶集买廉价香烟；如果父亲是一个健全人，他在车祸发生的一瞬间，兴许可以用手臂护住头部，顶多也就是个骨折之类的伤；如果肇事者有半点良心，就会主动送我父亲去好一点的医院抢救；如果医生职业道德好一点，也许可以抓住最后的抢救机会。

    可是，那都只是我这么多年来时不时的幻想而已。那些让人悲愤的社会现状，尤其是医生职业道德和私车经营者的良心，即便到了今天，局面依然没改变多少。父亲的命运，其实仅仅是这个道德沦丧、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无数牺牲者的缩影！ 

认准读书的死道理 

    在我们那个山村里，父亲是个没读多少书，却被公认为最有文化、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他有据可靠的教育背景，就是在几岁的时候，上过三年私塾，读过一些诸如《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之类的线装书，在我几岁的时候，他又半诱导半强迫地让我背诵他幼时读过的这些书。和父亲当年的先生教他时一样，父亲让我读的时候，也从不解释，只让背诵。现在看来，他让背的这些东西让我受益匪浅，我的一些文字功底、知识基础和辩论能力，很大程度就来源于这些启蒙书。

    在督促我读书的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的几句话是诸如“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观点。从我稍谙世事始，他就给我灌输这些观念，让我至今认准读书才是正路这个死理。

    记得父亲那时教导我说：“作为农家子弟，我们没有高官贵人亲戚，没有做生意发财的资本，只有认真读书，发狠读书，才可能让自己走出山村，土鸡变成金凤凰。”幼时的我，虽然不太能理解父亲所说的深奥道理，但在他的潜移默化影响下，我还是慢慢接受了他的观点并依照他所设定的道路前进。

    关于父亲狠抓我读书的事情，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三件事。

    大约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一位叫凌银雪的女老师，他有个儿子叫刘文胜，成绩特别好，这位老师对他儿子的要求也是相当的严，规定每次考试每门功课必须都是满分。某次期末考试，刘文胜的数学得了100分，但语文只得了98分，原因是他将卷子里的一个“或”字少写了一撇，被扣去2分。考试成绩出来后，刘文胜被他妈妈狠狠地打了一顿。

    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不下100次地和我提到这个事，说“这才是严格要求，读书就是要做到十全十美”，并要求今后我的每次考试也必须是满分，否则要给我吃“竹子炒肉”——在我们那地方，这是体罚的代名词，意即用脱了叶子的竹枝抽打背部和腿部，虽然很疼，却不会导致大的伤害。

    我惮于父亲的威严，不敢造次，每次考试都追求语文数学双百分，并且从没失过误。及至后来，有人向我父亲提出，语文考试有了作文，就难拿100分了，要我父亲放松要求。我父亲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在他看来，作文写得好，也能得满分的。

    父亲除了要求我考试得满分，还有个要求，就是在任何考试和竞赛中必须得第一。记得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语文数学联赛，我层层考试竞级，在班上是第一名，在学校年级是第一名，在全乡是第一名，到了全区，在6000个学生中还是第一名，并把第二名的成绩远远抛在身后。后来全县的联赛因故取消，我父亲还一直遗憾，他原本的期望是我一路过关斩将，一直拿到全湖南省的第一名。

    现在想来，父亲的严格要求对我还是很奏效的。即便到了我走出基础教育的最后一考——在1985年的全湖南省统一的中考上，我的七门功课中，有五门是满分，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这一成绩将绝大多数考生远远抛在了身后。

    父亲促我读书的第二件事，是有关我同村的一个本家兄弟读书的典范之事。

    那位兄弟名叫陈仁贵，曾经是我父亲的学生。父亲喜欢串门，每次去陈仁贵家里，他都发现见不到这个小伙子，原来他一直躲在房间里读书，除了去学校，是从不出家门的，最长的一次，是整整半年没出过家门。

    父亲经常给我提起陈仁贵读书的精神，在他看来，这样的表现，就是真正的读书人风格，他因此给我写下“板凳要坐十年冷”和“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条幅，激励我潜心读书。

    第三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要属父亲对国学的态度。

    父亲虽然只读了三年私塾，但曾经被先生强令写过描红，也短时间练过正楷毛笔字。和他的先生一样，父亲认为，毛笔字的好坏，是体现一个人知识水平的重要标志，他经常说：“字是打门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书法的好坏，是一扇窗户，标志着这个人知识水平的高低。

    父亲在故乡当地是比较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字，既有柳体的风骨，又有赵体的活泼，偶尔也带一点点行书之风，让人非常喜爱。我们当地人凡逢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写对联。每家的一些农具上要题上名字，也大都请他去写。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能在故乡很多人家里看到父亲当年的墨迹，让我倍感亲切，同时也倍添思念。

    父亲告诉我，其实他的字也有一个长进的过程，最让他受益的莫过于“文革”时期的工作。在“文革”时期，很多人热衷于出去批斗人和搞大串联，人们认为那样才显出革命斗志，相对而言，提个小石灰桶，到处写标语的事，则没人肯干。于是，父亲就被人安排做这项工作。

    父亲曾经对我回忆说，在“文革”时期，他把写标语这份无聊的工作，当成练习书法的好机会。“有人出钱买笔墨和石灰，还出地方让我写，何乐而不为呢？”我父亲经常这么乐呵呵地说。

    父亲告诉我，在那个时期，他少说也写过2万幅标语，最积极的时候，就是见着空隙地就写，笔没了，就用一把稻草扎成捆，墨没了，就用熟石灰调成白水。他写过的最大一幅标语，就是在我们村里最大的一面山坡上，把坡上的灌木和荒草刨掉，写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13个字，整幅标语跨越300米长的山坡，每个字的直径达到了15米，十公里外的人也能看到这幅标语。

    在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也从在小时候开始练习书法，先练柳体，后练颜体，再后来便是赵体。现在看来，我的字还能拿出手，不像今天很多大学生那样字迹不端，不至于让人笑话，和父亲的影响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1985年，我初中毕业，以全省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中专——湖南省娄底师范学校。

    现在，有很多人不解地问我，既然成绩那么好，干吗要去上中专而不去上高中呢？其实，这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户籍政策严格区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并以此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在农村的不能轻易去城市，甚至没有县政府以上介绍信，禁止去首都。因此，那时候人们如果能将农村户口转到非农户口，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其难度不亚于今天一个大学生毕业后能去中南海里上班，在最热门的中央国家机关担任公务员。那时，农转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中学生考上大中专院校——这就算是跳出农门并且毕业后还会分配工作；一是一个一定级别的干部，以“半边户”身份（就是他本人为城镇户口而家属为农村户口）连续为国家工作达到30年以上，可以经过严格而复杂的考核，经县以上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在全省少得可怜的指标中，将家属的户口农转非。

    正因如此，当时能考上中专，对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来说相当于鲤鱼跳龙门。所以那时候，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在初中毕业的时候要经历两次考试，第一次是想报考中专者的筛选考试，只有通过这次考试才有资格参考中专；第二次考试就是中考，既通过筛选者在另一个集中的地方，同时间同考卷不同地点与其他初中毕业生参加竞争考试。最终，大约0.5%的成绩最好者能考上中专，8%左右的优秀者能考上高中，剩余的就“解甲归田”了。

    当时的情况对我来说，上中专就能为家里解除了一切负担，在师范学校里，国家不仅提供免费的教育和食宿，还为每个学生每月发放25元钱，这对于穷人的家庭来说是一大笔收入，要知道，我父亲那时作为一个民办教师，每月收入才30多元。而如果上高中，则每年需要交学费200多元，还需要自行负担食宿，这对我家来说显然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在1985年9月3日，我在父亲的陪伴下，还是很高兴地来到我向往中的大城市——湖南娄底，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尽管那时候我也稍微有些遗憾——我隐约意识到，如果上高中，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前途，而上了这种中专，按照国家的政策，毕业后只能回到农村当小学教师。

    到了这所中专，我和其他同学才开始慢慢感觉到前途的渺茫，于是，在父亲发奋读书的精神指引下，我开始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的志向是一定要早日拿到大学文凭。我至今记得，那时娄底师范为了防范学生参加自学考试——在学校的领导看来，参加自学考试，意味着想攀得更高，不安心这所学校所明确规定的“做小学老师”的教育宗旨——甚至故意将各类学校的考试安排到与自学考试同时段，这时候，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比如先在学校匆忙应考，然后再飞速赶到自考考场应考。

    中师毕业后，我通过关系“改行”进了基层政府机关，从秘书干起，后来也当过党总支书记、镇长助理等职。而其他大部分同学，则进了山村的小学，过起一人吃饱全家吃饱的生活。

    好在有父亲从小的观念灌输，我逐渐意识到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不能得过且过。与此同时，恰好有些中师的同学开始考上研究生，我也有了冲出去的意识。父亲便鼓励我继续发奋读书。1999年，我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法学院。只是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一年之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父亲在世，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儿子考上了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他会是多么高兴！要知道，他曾经为我考上中专，都感到那么的自豪。

    直到今天，我依然在努力，我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有的朋友问我，在我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干吗还要去读书，还要跟自己过不去。我总是一笑而过。这些朋友也许不会知道，在父亲精神的指导下，我会一直努力下去，一直把自己当个学生。其实，父亲的理念，和母校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何等的相似！ 

自强不息战胜歧视

    和别的家庭不一样，我的家庭是一个双亲残疾人家庭——父亲在1960年代于工厂上夜班时因为饿晕倒在操作台上，被机器扎去了左手，并导致左前臂截肢，母亲则是一个完全失明的盲人，她在自己三、四岁的时候，因为脚烫伤后感染眼睛，在无力治疗的情况下慢慢彻底失明，至今也有60年的时光。

    父亲受伤后，被工厂辞退回农村。在1970年代前后的湖南农村，人们实行大锅饭制度，大家一起出工，一起收工，收获季节按照工分数统一分配粮食。那时候，父母都是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只能靠父亲在本村受聘担任民办教师的一点可怜所得，以投资方式（即向生产队交钱买工分的办法）获得一点点口粮。在那个政治挂帅体力劳动最光荣的年代，“投资”是很被人瞧不起的。因此，父母经常受到本村人的嘲讽甚至欺负，周围村民经常以极具侮辱性的话语辱骂我的父母或者打骂我们兄弟，但我们只能忍声吞气。“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忍；为了不再受侮辱，你必须自己努力，比他们更强。”父亲经常这样私下里劝慰和告诫我。

    父亲的抗争精神，不表现在和别人的对骂，而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展现。比如，那时候除了生产队统一耕作耕地，每户都分配有一点点“自留地”，用于各家生产必需的蔬菜之用。父亲是个肢残人，本无能力种菜，但他咬咬牙，找铁匠特制了一把比普通人所用更为轻巧的手锄，用于种菜。每每看到父亲挥锄时汗如雨下的样子，我的姑姑等亲戚还曾劝过他不要勉强，但被他谢绝了。

    直到后来，父亲种出来的菜，不仅丰收，而且长势和质量，都远远超过周边邻居所种的菜，让人背后不得不佩服。而我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跟着父亲下种、拔草、施肥、引藤、传粉，居然在几岁时就掌握了全套农作技巧和诀窍。

    父亲的精神，也感染了我的母亲。母亲本是全盲人，无力承担家务。但后来，她慢慢地学会了缝补衣服、切菜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甚至学会了摸索着穿针引线，她在我们衣服上打的补丁，比那些眼睛健全者打的，针脚更细密更整齐，她摸索着打扫家里卫生，使我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卫生户。

    父亲的自强不息精神，还表现在他自我学习的精神。他本只上过私塾，并没有任何数学基础。但他从工厂受伤回到农村后，以当地“文化人”的身份，担负了教师的任务，最初是教那种半耕半读的班，后来就是全日制班级。那时的农村小学，没有所谓分科老师之说，谁负责一个班，就把班主任和全部课程都兼任下来。

    为了做好教学工作，父亲开始恶补数学知识，慢慢地，他掌握了比例问题、分数问题、方程式、初等几何、算术诀窍等很多知识，甚至学得比别的老师更快，他的教学质量，也慢慢高出其他老师。

    我至今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就教给了我很多算术诀窍，比如乘数之一为11、25或125的乘法技巧，或者个位数是5的平方数速算技巧等。这些现在人们看来再简单不过的技巧，在那时的山村里，却是很多老师都不知道的，因此，当我自如运用这些技巧并赢得人们赞许的目光时，我发现父亲眼里流露出最大的幸福。是的，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学得更好，能够跳出歧视的目光，能够为他争一口气！

    父亲的精神显然影响到了我的学习。记得我在乡政府工作时，那时干部需要成群结队经常下乡去找农民收税收粮，我作为一个负责人，一边带着队伍做群众工作，一边在手心里写上几个英语单词，一有空就背一背。

    我这个举动被一位领导和几个同事发现了，他们觉得不解，甚至认为我是在“挂羊头卖狗肉，附庸风雅”。对此，我一概不予解释，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只有等自己学出名堂来，才是最好的回答。

    如今的我，从农村走出，在北京定居已有十年，坦率地讲，我从知识面、眼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比十年之前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变化。我再也不是当年受人恣意凌辱的穷孩子，我也不再是当年在一个乡长面前唯唯诺诺的基层干部，我有自己的想法和价值观，有自己的追求和爱好。但是不管如何，我每每想到父亲的教诲，想起父亲当年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精神，我就有惶恐之感，因为，比起父亲，我做得远远不够，我努力的程度还远不如他。我必须保持一辈子的谨慎和奋发向上，才能不辜负他的希冀与厚望。

    事实上，父亲从来没给我定过任何指标性的奋斗目标，比如必须拿到哪一级的学位，必须做到哪一级的职位，等等。他只给了一种动力和精神，那就是决不自满，不断努力，一生奋斗。

    今天，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对于浩大的宇宙来说，十年真的是连弹指一挥间都谈不上的短暂，但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个彻底实现自我否定的历史性过程。我从当年一个只顾奉行上级命令很少想农民心声的懵懂基层干部，变成了今天以人权和民主作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活动人士，从当年一个中师毕业见识不多的人，变成了今天在法学、哲学、政治学等方面有一定建树的学者，从当年一个不知“国际”为何物的乡下人，变成了今天习惯于以全球视野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时事评论员。这些变化，让我时刻感觉到父亲的精神和影响力。

    正如有的人所言，家庭是一个人最早的学校，父母是一个人最早的老师。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老师，正是我的父亲，一个可怜但不自贱的奋斗者，一个贫穷但不潦倒的高尚者。在他的教诲下，我从过去进步到现在，也一定会从现在进步到将来。

    父亲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但我时常感到他并没有死。有时甚至坐在老家的堂屋里，突然就会萌生一种想法——感觉他可能突然就会从外面走回家，那个身影，那种感觉，是历久弥新。

    父亲，远在天国的父亲，您可否知道，您的儿子永远怀念您，您的儿子身上到处都有您的影子！

                                                   2008年9月15日中午 于北京·朝阳